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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財高研院發布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度報告(2019-2020)

發布時間:2020-01-03 09:04:06 已有: 人閱讀

  12月21日下午,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聯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數理經濟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在中國金融信息中心成功舉辦2019-2020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度報告發布會,本次發布會主題為深化競爭中性改革,激發經濟發展動力。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盛松成、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形勢室主任杜飛輪、江蘇省財經委主任江建平、財政部政策研究室改革處處長肖帆、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鄒平座、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副總裁張鳳明以及東亞前海證券有限公司總經理田洪等嘉賓應邀參會。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經濟學院王昉,高等研究院院長助理陳媛媛、陳旭東、龔關、楊有智,經濟學院院長助理黃振興以及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成員、經濟學院校友等近400位來自政府、業界、學界、商界及媒體的聽眾也參加了會議,會場互動頻繁、氣氛熱烈。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林立國主持會議。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負責人田國強教授首先介紹了高等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的整體概況及特色,他指出,該課題組擁有一支陣容強大的高水平研究團隊,成員包括20多位博士畢業于世界一流大學或國內頂尖大學的專職研究人員;項目組充分考慮中國元素,著力構建完善的宏觀模型;推出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既注重統計、計量的量化分析,也注重內在邏輯的學理分析及歷史視野的比較分析,以求達到科學性、嚴謹性、時代性、現實性、前瞻性及思想性;做到短期與中長期分析結合,對不同風險和政府不同增長目標給出應對力度和備選方案,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隨后,他依次從當前宏觀經濟形勢與內外風險因素概覽以深化競爭中性改革應對內外復雜局面兩大方面對當前經濟形勢進行分析解讀及提出相應對策建議。他表示,課題組基于IAR-CMM宏觀經濟預測模型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擬進行了各種量化分析,在基準情景下,預測2020年全年實際GDP增速約為6%。田國強教授認為,展望2020年及今后一個時期,世界和中國經濟面臨機遇與挑戰并存、困難與機會同在的復雜局面。針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工作任務,課題組重點分析了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內外部主要風險。其中,外部主要風險有中美貿易摩擦風險、外部需求下降風險,內部主要風險有家庭債務風險、收入分配風險、僵尸企業風險、銀行系統風險、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下降風險及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為應對上述這些風險,田國強教授領銜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建議,在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積極的財政政策仍有必要主動發力,在穩增長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穩健的貨幣政策應當與宏觀審慎政策協調,防止資金過度流入房地產部門,從而影響勞動生產率;產業政策與貨幣、財政政策有相關性,應更多使用致力提升市場功能的普遍性、功能性或軟性產業政策,慎用傾斜性、選擇性或硬性產業政策,以與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相一致。同時,逆周期政策調節只是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爭取時間、打下基礎、創造條件,而不能解決持續發展和根本性問題,應該與市場化改革、全方位開放的大方向相一致。理論、實證及中國改革開放實踐都表明,改革不改革、改革到位不到位,經濟增長差異巨大,相差可達3個百分點。同時,仍需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壓倒一切的是穩定的基本方略。

  課題組強調,需要以控制實驗的科學方來區分哪些是改革前后的共性因素,哪些是差異因素。新的差異因素是:較大程度上的經濟上的選擇自由、松綁放權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對外開放、民營經濟大發展、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因此,市場化改革應堅持競爭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則方向,以改革促進不合理體制、結構的糾正。經濟全球化開放應向更高的制度型開放轉變,以開放倒逼自身制度環境的改善。而競爭中性又是下一步改革和開放的共同關鍵詞,有利于促進有能、有為、有效、有愛的維護和服務性有限政府及有效市場的形成,以更全面的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來形成促進可持續增長與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紅利。

  為此,課題組具體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完善法律和政策體系,確立競爭中性原則。應從國家法律層面對競爭中性原則及其適用性予以確認,如在《公司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進行適當體現,健全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法治環境。第二,改革國資監管的體制,促進競爭中性落地。應促進從管資產向管資本轉變,促進國有資本布局調整,同時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讓競爭行業中的國有企業成為不依靠政府傾斜政策,與民營企業一樣受到公平對待的獨立市場競爭主體。第三,提升對外開放的層級,倒逼競爭中性改革。新時期的對外開放不能僅僅停留在商品、要素等方面的流動型開放上,也要向規則、議程等方面的制度型開放轉變,全方位開展更高標準、更高水平的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在全球貿易規則重塑中保障自身利益。

  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盛松成、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形勢室主任杜飛輪、江蘇省財經委主任江建平、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鄒平座、東亞前海證券有限公司總經理田洪等分別對報告進行了精彩點評,并對課題組進一步完善有關研究提出寶貴建議。

  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盛松成表示,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全面落實因城施策,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長效管理調控機制,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日前,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召開座談會強調:堅持穩字當頭,做好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

  目前我國房地產行業整體表現出下行趨勢。房地產投資的持續下行可能造成供給相對緊張,并可能導致未來房價的上漲。此外,房地產市場集中度逐漸提高,大型房企對調控的應對能力增強,房地產調控的效力有所減弱。而我國居住用地供給不足,長期以來,土地供應與人口錯配和土地供應結構的問題還在繼續影響著整體市場穩定。

  為了穩定房地產業的發展進而穩定我國整體經濟發展,需要重視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結構性問題,如供需平衡、人地匹配、供地結構等,并采取有效措施,以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為宗旨,以供需相結合的調控方式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支持房地產業合理融資需求,調整土地供應結構,增加住房供給,加強房價預期管理并繼續構建和完善市場長效機制,最終實現房地產穩定發展這一目標。

  從長期來看,我國住宅需求主要包括城鎮化過程中新增城鎮人口的居住需求和城鎮存量住房的折舊拆遷需求。根據國務院發布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2030年我國城鎮化率預期發展目標為70%,未來12年我國城鎮人口將會增加2.15億人。同時,我國家庭結構趨于小型化,將導致城市戶數增加。如果考慮到住房改善的需求,我國未來的新房建設需求會更大。

  1-11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10.2%,為今年以來最低值,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下行已持續了半年多。截至9月末,房地產同比增速已連續14個月回落,較上年末回落4.4個百分點。9月末人民幣房地產余額占全部人民幣的28.9%;今年前三季度新增房地產占同期人民幣增量的33.7%,較去年低6.2個百分點。無論是從存量還是增量看,目前我國房地產融資占比已基本恢復到正常年份的水平。此外,房地產企業表外融資也大幅萎縮。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投向房地產的信托資金余額為2.78萬億元,較二季度減少1480.67億元,環比下降5.05%。這是自2015年四季度以來首次出現新增規模環比負增長。

  房地產投資下行可能對穩定房價形成沖擊。11月末,我國商品住宅待售面積為22281萬平方米,庫存已回落至2012年末的水平。如果房地產投資繼續下滑,不僅會拖累經濟增長,還可能導致未來房價的上漲,因為供給相對不足。保持房地產投資適度增長與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是一致的,穩房價要求供需平衡。

  應以供需相結合的調控方式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我國房地產需求仍然處在相對高位,單純壓制需求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會因此而造成更大的反彈。實踐證明,供需結合的調控方式才更加有效。保證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合理增長并堅持限購限貸不放松就是這一調控思路的具體體現。

  我國房地產調控在供給端還面臨地區布局失衡的問題。第一,房地產開發投資結構存在失衡,一些區域投資增速與人口情況不相匹配。2019年1-11月,我國西部地區房地產開發投資累計同比增長15.3%,東部區域僅為8.3%。但從人口結構看,東部區域人口2018年達到5.38億,約占全國總人口的38.52%;中部區域人口為3.71億,占比26.6%;西部區域人口為3.80億,占比27.2%。如果中西部區域過度投資,仍然會有供應過剩的風險。如果東部區域投資放緩,有可能造成供應不足,形成房價上漲的壓力。

  第二,土地市場供給存在與人口情況錯配的現象。通過土地規劃建筑面積成交量和商品住宅成交情況,我們計算了各城市潛在住房供應量的增減變化。自本輪調控政策出臺至今,土地的供需差距比例較高的城市中有60%是中西部城市,也有不少三四線城市?傮w來看這些城市的人口支撐也相對較弱。而一線城市和東部核心二三線城市,土地供給明顯小于需求,與此形成明顯對照。應繼續貫徹落實因城施策的方針,針對人口凈流入的城市要適當增加土地供給量。對于人口仍在持續流入、產業基礎好的大中城市的房地產項目應該支持合理必要的融資需求;對于人口持續流出、產業基礎較差的收縮型城市,要嚴控資金流入,甚至加大調控力度。

  從土地供應結構來看,我國的土地供應中的非住宅用地供應明顯偏多,導致住宅供應相對緊張。從國際對比來看,紐約的工業用地只占總用地規模的3.48%(2014年,下同),東京為6% (2011年,不包括交通設施用地,下同),而我國一線城市工業和物流倉儲用地比重加權均值為28.78%(2016年)。即使考慮到統計口徑的差異,中國一線城市的工業用地占比也明顯高于紐約和東京等西方主要城市。而在住宅用地占比方面,紐約為42.52%,東京為86.47%,我國一線年)。在商業用地方面,紐約和東京分別為3.91%和5%,而我國一線年)。

  不合理的土地供應已經給商業用房銷售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我國一線月商業用房的去化周期已經達到了48.72個月,上海更是超過100個月之久。

  總而言之,房地產調控不是壓制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而是使房地產市場發展相對可控、與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供給和需求相協調。長期來看,這也將促進我國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我國房地產調控應重視結構性問題。應注意適度保持土地供給的增加并改善土地和住房供應結構。供給端的調控是房地產市場穩定的基礎。不將房地產業作為短期經濟刺激的手段也意味著房地產業在長期中必然要實現與整體經濟的協調發展,避免大起大落,這也將穩定當前房地產市場預期。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形勢室主任杜飛輪就《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幾個趨勢》為主題發表了主旨演講。他表示,中國經濟長期穩中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經濟的基本面也不會因為短期的經貿摩擦而切斷,所以下一步不需要那么悲觀。

  從中長期的角度綜合來看,杜飛輪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既有五大機遇也有三大挑戰。五大機遇分別是總體上仍處于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新一輪科技和產業帶來的歷史性機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新機遇、需求結構升級帶來的新機遇、加快綠色發展的新機遇。三大挑戰分別是國際經濟經貿規則變化帶來的挑戰、跨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以及防范化財政金融領域風險與次生風險的挑戰。

  杜飛輪指出,目前世界經濟進入中周期性下行軌道,下一階段大概率呈現弱增長態勢。一方面是商業周期慣性,一旦下行趨勢開啟,就會延續一段時間;另外,新舊動力轉換、新供求平衡、智能工業推動長周期繁榮,都需要時間;與此同時,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都會限制貿易,減弱經濟增長引擎的動力。他認為,金融危機之后的增長周期可能基本結束,全球經濟下一步很可能出現新一輪的4低新特征——低增長、低通脹、低需求或者低貿易、低利率。

  而從中國經濟內部來看,也面臨著發展階段的考驗。按2018年GDP 91.93萬億元、2018年末總人口13.95億人,以及2019年6%的GDP預計增速計,預計今年GDP將達97.45萬億元左右,人均GDP為6.99萬元,折合美元即超過1萬美元。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是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十分關鍵的階段。

  杜飛輪表示,在上述機遇和挑戰中,我們看好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這個基本面,來自消費的增長、供給結構的升級、產業質量體系的提高以及城鎮化的提質。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中雖然還存在結構性問題,但杜飛輪認為,包括城鎮化率、服務業占比等,都在向黃金分割點(0.618)的優化格局邁進。

  僅以城鎮化而言,2018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3.37%,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9.58%。杜飛輪認為,這中間的差距,就在農民工轉向市民過程中的公共服務、公共投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實現提質。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城鄉居民收入比2.7:1;2018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6112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2124元,城鄉消費比2.15:1。也因此,杜飛輪認為,如果這近16個百分點所對應的超過2億人口從農民轉為市民,將會帶來巨大的投資和需求增長空間。

  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再到入世倒逼下中國加快市場開放,釋放改革紅利,杜飛輪認為,中國每經歷一輪改革,都會帶來一個增長周期。下一輪更寄希望于剛剛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推進各方面的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釋放改革紅利。將迎來一輪比較好的向上增長的狀態。

  對于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投資和消費政策等短期政策,杜飛輪表示,通過加強政策體系的建設,加強政策的協調與工作協同,適應穩中有變,化解經濟運行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杜飛輪認為,只要我們沿著這個方向繼續發展,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防風險、惠民生、保穩定等工作,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依然處于世界前列,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越來越高,中國將世界經濟舞臺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鄒平座在會議中闡述了他對于價值科學與數字貨幣的觀點和認知。他表示,最近區塊鏈的技術出現了一個通證經濟的新概念,它是資本、員工和客戶之間的一個新的分配制度。這種分配制度以人民為中心,也符合黨的初心,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未來如果能夠順利的實現這種制度過渡的話,可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帶來更好的發展。所以中央高度重視智能化、大數據、高科技和區塊鏈的發展。

  另外,從數字貨幣方面來看,人的價值+區塊鏈等于未來的數字貨幣,因為價值本身就是人的價值,是人的一種有用性。所以,貨幣價值等于人的價值+區塊鏈,當貨幣與價值尺度本身合二為一的時候,就不再有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問題。

  未來資本市場到通證市場,商品經濟到數字經濟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在商品經濟時代,是用會計來核算企業的價值,而到了數字經濟時代是用區塊鏈來核算的。企業的邊界以平臺和生態為中心,每個人的數字資產需要管理,會計不行了,就需要一種加密的超級賬戶——分布式賬戶來完成,這就是區塊鏈。

  接下來,鄒平座副理事長圍繞貨幣的發行機制和功能發表了看法。他表示,從貨幣的發行機制中可以看出,增長理論是資本的邊際增長率加上勞動率的邊際增長率,這正好是人的價值流量和價值存量的邊際增長率,正好等于人的價值函數的導數。這從匯率的變化也可以看出,其實外匯的匯率就是跟著人的價值變化,美國的非農指數幾乎是唯一決定美元變化的變量。

  而在貨幣的功能上,數字貨幣是信息社會,數字經濟的必然產物,未來會有各種數字資產。而過渡到數字貨幣需要有一個進化的過程,各種數字資產未來會與人的管理和各種價值鏈進行涌動,最后會生成一個數字貨幣,這需要市場的發現。未來的貨幣一定是區塊鏈+人的價值,因為它實現了人與貨幣的一個理想,就是貨幣和它的價值尺度成為一體,因此將不存在通貨膨脹等問題。

  最后,他表示,人的價值與通證貨幣的關系揭示了一個新的經濟時代。通脹與通縮的原因是市場中的貨幣量與市場中的價值背離產生的。通證是股東、員工、客戶在一個經濟體中參與收益分配的區塊鏈權證,就是人在經濟中的價值。通證是人的價值憑證,等同于區塊鏈+人的價值。所以從收入端來分析,通證、貨幣、人的價值未來是一體化的。所以,通證制是一種科學的、公平的,有效的分配制度。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未來數字貨幣理論的論述,中國未來如果能實現制度的彎道超車,那就是中國進化社會發展改革當中產生的第二次大的制度紅利時代到來的前奏。

  本次發布會得到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校友會的大力支持,匯聚了來自學界、業界的眾多專家學者以及商界的精英翹楚,大家踴躍提問、積極互動,針對當前復雜局勢下的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方向及未來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當中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刻的解讀,真正發揮了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服務社會方面的作用,也充分利用這一平臺凝聚了眾多專家學者高質量的意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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